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的壯大是中國經濟最亮眼的成績之一，其中以浙江的民營經濟最為發達。 2016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浙江有134家民營企業上榜，連續18年蟬聯全國第一。為什麼浙江的民營經濟最發達?
一個常見的解釋是江浙一帶有經商傳統，當地的習俗和文化有利於民營經濟的發展。但這個回答忽略了浙江省內巨大的地區差異。浙南和浙東地區，例如溫州和寧波的民營經濟，在改革初期就突飛猛進，這些年來的表現一直十分出色。浙北和浙西南的部分地區，如衢州和嘉興，則要緩慢得多。還有，浙江溫州和福建寧德兩地相鄰，歷史上國有資本在兩地都沒有什麼勢力，但為何改革開放後溫州的民營企業家名滿天下，寧德卻遠為落後?
很多人會認為，民營經濟壯大是政府無為放任的結果，所以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政府的行為就越不重要。但真正的答案往往藏在被我們忽略的地方。在接下來要說的溫州故事裡，你會看到，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與民營經濟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
早在改革開放以前，溫州的民間地下經濟就一直存在並且十分活躍，這為20世紀80年代以後民營經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在「走資派」要被殺頭的年代，民間經濟能夠偷偷存活，離不開地方幹部的保護。但為什麼在全國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候，溫州的地方幹部會冒著生命危險保護資本主義的幼苗?而且最令人費解的是，在極"左"的"文革"時期，溫州竟然來了一次"資本主義復闢"，一些縣的民營經濟甚至超過了國有部門。
南下幹部派與遊擊隊幹部派
這個故事要追溯到浙江省的革命史。 1949年後浙江省的地方幹部可以分為兩派，一部分是解放戰爭期間隨野戰軍南下的幹部(簡稱「南下幹部」)，另一部分則是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並堅持在浙江打遊擊的地方遊擊隊幹部。 1949年以前，在浙南一代活躍的武裝遊擊隊在當地有著較為廣泛的群眾基礎，在基層政權中影響力很大。在長江以北，幾乎沒有遊擊隊解放當地城市的案例，但當共產黨的軍隊打到長江，國民黨已經潰不成軍，於是，在長江以南，比如溫州，就出現了遊擊隊解放當地城市的「英雄事蹟」。新中國成立後，浙江的大部分地方政權都被南下幹部控制了，他們從土地改革運動中提拔年輕幹部以取代本地遊擊隊出身的幹部。只有在遊擊隊力量較強的浙南地區，如溫州樂清，寧波慈溪、金華等縣，基層幹部隊伍還是以地方遊擊隊幹部為主。
建國初期，浙江省的高層領導絕大部分都出自南下幹部隊伍，地方遊擊隊幹部在政治權力網絡中被邊緣化了。這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反而是件好事。對於遊擊隊出身的本地幹部而言，與上級關係的疏遠和當時巨大的政治壓力給了他們從基層尋求「政治保護」的動力，因此在本地推行保護群眾利益的經濟政策，以維持自身的政治生存。與之相比，地方政權中的另一派別--南下幹部的日子就好太多了。南下幹部的權力來自上級，他們的政治生涯取決於上層領導的提拔，因此他們更傾向於執行上級的命令，而不是保障群眾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南下幹部更可能表現出「左傾」傾向的原因。
特別要強調的是，地方遊擊隊幹部當時作為一個政治群體，可能遭到整體性的打壓，而不是其中某個幹部的政治生存面臨威脅。他們也許聰明地意識到了，他們的政治「競爭者」很難在地方政權中進行大清洗，除非是透過政治運動發動群眾揭發和批鬥才能做到。因此，為了確保自身的政治生存，地方幹部只有從基層中獲得廣泛政治支持才能消解這項潛在危險。所以，地方遊擊隊幹部在當地默許和包庇地下經濟活動，其實是在以保護群眾的經濟利益來交換不被群眾運動清洗的政治保障。
激勵相容理論
如果你還記得激勵相容理論，那麼你會想到，這個理論應用到這裡再適合不過了。遊擊隊出身的本地幹部之所以在最敏感的時期都小心翼翼地維護民眾「賺錢」的自由和保護私人產權，並不是因為他們大發慈悲，而是因為這符合他們自身的政治利益。 1949年後，浙江省地方政權上的權力分化，帶來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激勵機制，使得地方遊擊隊幹部更傾向於維護本地利益，而非執行上級的「左傾」經濟政策。
「文革」爆發之前，南下幹部在地方政權中處於強勢地位，遊擊隊出身的本地幹部只能在執行政策的時候"陽奉陰違"，以減緩政治運動對當地民間經濟的破壞。 「文革」期間，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削弱了南下幹部的政治影響力，遊擊隊幹部由於其對基層利益的保護受到的衝擊較小。 1970年代，中央鼓勵地方政府發展社隊企業，地方幹部有了更大的空間推行有利於保護民間地下經濟的政策，因而出現了一個民間經濟發展的小高潮。改革開放以後，這些遊擊隊幹部掌權的地區由於有民營經濟的延續性，產權保護等市場經濟發展的製度條件較好，在民營經濟和區域經濟的成長上很快脫穎而出。
總結一下，由於南下幹部和遊擊隊幹部在地方政權的權力分配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在政治激勵和行為上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溫州的遊擊隊幹部為了保障自身的政治生存，必須依靠保護群眾利益的經濟策略,默許包庇本地民眾從事地下生產和交易，也因此保存了民營經濟的火種，這才有了今天發達的民營經濟。
連結閱讀:章奇、劉明興，《權力結構、政治激勵與經濟成長:基於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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