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宋與北魏的民族政策和流人政策

劉宋與北魏處於南北朝初期階段，是南北朝對峙局面產生的初始政權，雙方在採取多種措施促進本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良好發展的同時，也制定了相應的民族政策和流人政策來吸引其他民族的加入，鞏固和壯大本民族的統治。

一、民族政策

民族政策是指統治者為了調節民族關係、處理民族問題制定的相關措施。劉宋與北魏對峙時期，雙方均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來緩和政權內部以及與其他政權的矛盾，對劉宋和北魏的關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劉宋的民族政策

劉宋在與北魏對峙時不僅要協調與北魏的關係，還要處理與北方其他民族和劉宋境內南方民族的關係，因此劉宋設置了客曹尚書， "主外國夷狄事"和"掌羌、胡朝會"。劉宋對北魏的政策大多是因時、因勢而變的，以雙方的關係來決定和平交往或是戰爭，不具有固定性；對北方其他少數民族政權則大多通過對其首領封賞爵位和名號，保持名義上的聯繫，實行羈縻政策。

如沮渠蒙遜在掌握北涼政權之初就曾遣使向劉宋朝貢"盧水胡沮渠蒙遜私署涼州牧、張掖公。蒙遜及李暠並遣使朝貢"，劉宋也以此來拉攏、聯合其他少數民族政權，共同對抗北魏的擴張。

劉宋對其統治範圍內的南方少數民族也採取了相應的管理政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直接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編入漢族的州、郡、縣，使少數民族成為"編戶齊民"，便於從政治上進行統一管理。據《宋書》記載，大明八年（464年）已有20個州、252個郡和1250個縣，數量急劇增加。

二是"因俗而治"，通過設置南蠻校尉、寧蠻校尉等少數民族地方官吏進行管理，劉道產擔任寧蠻校尉時"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極大地緩和了少數民族和朝廷的關係。

但是劉宋對境內少數民族不光是採取和緩的安撫政策，元嘉年間第二次北伐之前，為了解除後顧之憂，劉宋對襄陽地區的沔北蠻進行了大肆討伐。

宋文帝"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系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再加上襄陽地區獨特、重要的地理位置，此次討伐完成後，宋文帝便開始以皇子出鎮襄陽，加強對該地區的經略。

三是將少數民族遷徙分散與漢族雜居。少數民族自願歸附或被朝廷征服後，經常會被遷徙分散開來或者是移居其他地區。據《宋書》記載，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雍州刺史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 "前後所獲蠻並移京邑，以為營戶或遷出平土"，將歸附的蠻族分散管理或者遷居他處，不但能防止其再次聚集作亂，也為南方少數民族和漢族的融合起到了推動作用。

2.北魏的民族政策

拓跋鮮卑所建立的代國和北魏，均聚集了不少鮮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尤其在拓跋鮮卑部早期的三次遷徙和北魏統一北方、不斷壯大的過程中，與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更甚。北魏的民族政策主要體現在"胡漢分治"、民族壓迫和加強漢化等方面。

北魏建立後，對"胡漢分治"的詮釋更加全面。在國土的使用分配上，道武帝定都平城後，劃分平城周圍地區為京邑，京邑之外設八部帥管理。在京邑內部， "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遷徙漢民至京都，分發耕牛，使其從事農業耕種。京邑之外的地區，則是鮮卑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游牧地區。

此外，北魏的民和兵也是分開的，漢族主要從事農業耕作，是普通的百姓，而鮮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則是兵的主要來源。由此可知，北魏兵和民的分化，實際上也是"胡漢分治"的一種典型表現。在對境內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管理上，北魏所採取的羈縻政策也是"胡漢分治"的一種。

對於境內的漢族，實行"宗主督戶制"，即以漢族地區的豪強大族作為宗主管理百姓，成為地方的基層政權；對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一是相繼推行"離散部落"，即解散原本的八大部落，將部民編戶化，二是在少數民族聚居區採取"鎮戍制"，設立護軍對少數民族加以鎮撫，同時也承認少數民族原有部落組織的存在。

北魏對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統治，除了"胡漢分治"外，也有歧視和壓迫的一面。太武帝親率大軍攻打劉宋盱眙時，便對宋守將臧質說： "吾今所遣斡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

據此可知，北魏在作戰過程中，往往以其他胡族為先鋒，在戰場上流血拼殺，若攻克城池，則北魏獲利；若不克制，則削弱了其他胡族的力量，對北魏來說亦是有利而無害。

拓跋鮮卑對漢文化的學習由來已久，早在代國時期就曾設立百官，分掌政務，仿照漢族開始初步建立國家體制，再經過北魏前期皇帝的深化，北魏朝廷對漢人的任用和對漢制的學習更加全面。

孝文帝遷都洛陽，通過說漢語、改漢姓等對漢文化的全面遷移，使得鮮卑族與漢族在生活習慣、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不僅有利於對漢族人民的掌控，也加速了民族融合與發展。

北魏所採取的民族政策，大多是沿襲魏晉十六國的舊制，從"胡漢分治"到加強漢化，不僅是北魏民族政策的轉變，更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融合的突出表現。

二、流人政策

魏晉南北朝時期頻繁、大量的人口流動是其最顯著的特點之一，產生人口流動的原因大多是出於躲避戰亂、受先進生產方式的吸引、政府的政策規定或一些自然原因的影響。宋魏對峙時期，流動至劉宋和北魏的人員不在少數，雙方對這些流人的不同態度，對雙方的實力變化和關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劉宋的流人政策

南北朝初期，由北向南遷徙的除了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內遷之外，也有一些北方政權的士人向南朝遷徙。宋魏對峙時期，南遷入宋的既有宗室成員，又有世家大族和邊鎮長官，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北方戰爭頻繁，為避難而南遷；二是北方漢族士人出於對南方漢族政權的嚮往和歸屬之情，主動遷移到南方；三是戰敗被俘。不同身份的人士遷移到南方後得到的待遇也不相同。

劉宋時期，南遷的宗室成員主要是劉裕北伐南燕、後秦和仇池時擄掠回來的。劉裕攻克南燕後，盡殺南燕王公貴族，將其國主慕容超斬殺於建康，相同地，後秦宗室亦未能倖免。據《晉書》記載，後秦覆滅後"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贊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於裕，裕盡殺之，余宗遷於江南，送泓於建康市斬之。"姚泓及後秦宗室全部被殺。

值得注意的是，劉宋對於南來的宗室不全是殺戮，仇池武都國主楊文德，曾聯合劉宋攻擊北魏，後來武都被魏佔領後，楊文德流亡至建康，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時，被宋文帝起用為輔國將軍，死後還被追贈為徵虜將軍、秦州刺史。對於南來宗室的不同境遇，主要是時機造成的。

劉裕掌握東晉大權後，兩次北伐是為了展示實力，獲得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斬首其他政權的首領及其宗室成員，無疑會為劉裕代晉建宋造勢。此外，當時正處於劉裕奪位的關鍵時刻，若保留南燕與後秦宗室的核心力量，難免會埋下後患。因此，南燕與後秦覆滅之後，其宗室成員無有善終。

反觀楊文德，武都國建立時，已經是元嘉年間，劉宋不僅國力強盛，且楊文德素來與劉宋交好，曾多次互相配合攻打北魏，因此楊文德流亡至劉宋時，不僅沒有陷入危險之中，反而獲得了宋文帝的重用，被加封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

世家大族成員是劉宋時期北方流亡人士的主體力量，代表人物有王鎮惡、魯爽、魯秀兄弟等，由此三人的經歷可以看出劉宋對南來的世家大族多有重用。王鎮惡，北海郡人，是後秦大將王猛的孫子，苻堅敗亡後，跟隨叔叔歸晉，其"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

義熙五年（409年），王鎮惡在北伐南燕時為劉裕所看重，此後跟隨劉裕攻克南燕，並參與了攻打盧循、司馬休之等戰。義熙十二年，又隨劉裕北上攻打後秦，立下了赫赫戰功，但因出身不凡，受到晉將上下猜忌，後為沈田子殺害，被追贈為左將軍等職，諡日壯侯，配享宋武帝廟庭。

魯爽，祖父為東晉鎮北將軍魯宗之，父親最初為東晉竟陵太守，後流亡至後秦，再至北魏，被授予寧南將軍等職，魯軌去世後，魯爽承襲其位。

元嘉二十七年，魯爽與其弟魯軌帶領宗室投靠宋文帝，魯爽被授予徵虜將軍等職，督五郡軍事；魯秀被授予輔國將軍等職。孝武帝即位後，二人官職更加高升。由此可知，世家大族流入劉宋後，普遍能得到重用，所獲官職大多較高，且能掌握實權。

在流亡到劉宋的北方人中，鎮守邊郡的將領也是一部分。由於邊境戰亂頻繁，將士們叛逃的機率相對較大，因此劉宋對於流入的邊郡武將一般不會給予過高的官職。

如鮮卑人段宏，初仕於北燕、南燕，後投奔北魏，義熙五年（409年）東晉北伐南燕時又投靠劉裕，被封為中兵參軍。義熙十二年跟隨劉裕北伐後秦，攻克後秦後，被委任為諮議參軍與劉義真等人鎮守長安。後因救護劉義真有功，才初露頭角，被封為宋台黃門侍郎，兼太子右衛率。

直到宋文帝元嘉年間，段宏才被封為徵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段宏因救了劉義真，才能在劉宋獲得較高的官職，其他的如尹衝、氐人焦度等，雖然也獲得了官職，但實權均較小，且處於不被信任的狀態。

綜上所述，南北朝時期流亡到劉宋的北方人中，以世家大族成員最受重用，其次是邊鎮將領，各政權的宗室成員境遇最差。反觀北魏，由於認識到了漢化的重要性，對於北遷南人大多加以重用，給予優厚待遇，一定程度上激勵了南人，進而對北魏的漢化改革起到了推動作用。

2.北魏的流人政策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口遷徙，以北方民眾向南流動為主要潮流，但在當時社會環境的驅使下，也有不少南方民眾向北遷移。劉宋時期，向北魏遷徙的人員可分為宗室成員、士族、叛逃將領和普通百姓這四類。由於身份不同，遷移的原因也各有差別。

宗室成員和士族主要是由於政治生存環境惡化，受到主政者的懷疑和猜忌，為逃避禍端逃向北方；叛逃的將領大多是由於戰敗被俘或者懾於北魏兵威，主動歸降；普通百姓則是跟隨當地有名望者北遷或者是被北魏擄掠至魏。不同於東晉及十六國時期其他政權，北魏設置了"四夷館"，專門管理流亡至魏的人士。

南北朝初期，流亡至北魏的宗室成員主要有東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等人以及劉宋宗室成員劉昶、劉英武等人。司馬休之是東晉末期宗室的佼佼者，曾任東晉平西將軍等職，因桓玄篡位奔赴南燕，後在劉裕的追擊下逃往後秦。

義熙十三年（417年），劉裕滅後秦，司馬休之攜宗室成員與韓延之、刁雍等人出降北魏，雖然不久就去世了，但仍被追贈征西大將軍等職。同為晉宗室的司馬楚之北逃後，亦得到北魏朝廷的器重，被授予征南將軍等職，在北魏攻打劉宋、征伐涼州和仇池的戰爭中立下顯赫戰功，官職不斷高升，逝世後被追贈為征南大將軍、揚州大都督，陪葬於雲中金陵。

除了晉宗室外，劉宋宗室成員亦有流入北魏者。劉宋義陽王劉昶，是宋文帝第九子，宋孝武帝即位後被封為征北將軍等職，其侄劉子業繼位後， "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劉昶被誣陷謀反，由彭城逃至北魏，受到了高規格禮遇。劉昶在北魏先後與三位公主成親，官職也由侍中、征南將軍、附馬都尉，丹陽王上升為齊郡開國公、宋王。

據《魏書》記載，劉昶薨後"高祖為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諡曰明"。由此可知，南朝的宗室成員流亡到北魏後，大多獲得重用，享有較高官職和實權。

劉宋時期，流入北方的士人也不在少數。晉宋易代之際，刁雍、王慧龍等人紛紛北降。刁雍，渤海刁氏人，祖上為西晉御史中丞，渡江後為東晉尚書令，因其伯父刁逵曾以"劉裕輕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劉裕掌權後，因往日仇怨欲先誅刁氏，刁雍先逃至後秦，後降於北魏。

王慧龍與刁雍也有相似經歷，流亡至北魏後，刁雍被拜為鎮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王慧龍被封為安南將軍、荊州刺史，韓延之被封為魯陽侯，鎮守虎牢。除了跟隨司馬宗室北遷的士人外，劉宋晚期北遷的青齊士族也是北遷士人中極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劉宋末期，諸皇子爭位不斷，青齊地區的士族豪強分黨混戰，北魏乘機佔領青齊地區，將當地民眾遷至代京，並設立"平齊郡"進行管理。房法壽，清河房氏人，是青齊地區實力較強的士族，協助劉彧平定劉子勳之亂後被封為綏邊將軍、魏郡太守，投降北魏後被封為平遠將軍、冀州刺史，壯武郡侯。

由於房氏舉族歸降且實力較強，其家族成員大多獲得北魏晉封。薛安都，河東汾陰人， "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其初仕北魏，因參與叛亂，失敗後逃亡至劉宋。

在劉宋參加過第二次元嘉北伐，並參與平定了劉劭、臧質等人的叛亂，後因劉宋內部鬥爭影響，出降於北魏，被北魏拜為河東公等職，其"子侄群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敘焉。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綜上可知，劉宋時期流亡北魏的士族，不僅其自身受到禮遇，其族人也大多得到蔭庇，獲得統治者的重視。

宋魏對峙時期，北魏在太武帝的領導下征服了大夏、北涼等政權，又北擊柔然，徹底統一了北方地區。北魏國力的強盛和鮮卑騎兵的強大，使劉宋在宋魏戰爭中節節敗退，其將領被俘或主動投降的也不在少數。流入北方的劉宋軍事將領有嚴棱、毛修之等人。

嚴棱，馮翊臨晉人，東晉末年避難於河南，被劉裕授以廣威將軍等職。北魏奚斤南征時，嚴棱率部投降，被拜為平遠將軍等職，以上客待之。毛修之，滎陽陽武人，其家族均為東晉要員。

毛修之初仕東晉，曾擔任右衛將軍、安西司馬，後為大夏所俘，北魏滅大夏后，又為魏所俘，參與了征討柔然、攻打北涼等戰爭，因軍功被封為散騎常侍等職。

因毛修之擅長烹飪南方飯食，得到了太武帝的青睞，再次加官進爵，後因毛修之拒絕了朱修之乘機叛逃的建議，以此功勳"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

沈文秀，是出身於吳興沈氏的武將，因鎮守青州時多次擊退北魏的進攻，為北魏所記恨，兵敗被俘後，被"待為下客，給以粗衣、蔬食。"由此可見，北魏對待投降的武將，並不是一味地給予優待，而是根據其功績及對北魏的影響分級而論。

宋魏對峙時期，除了北降的上層人物外，還有大量的普通下層民眾遷至北魏。他們或是追隨宗室成員、世家大族等北上，或是在戰爭中被俘獲，此外，也有受魏招攬，主動遷徙至北魏的南方民眾。

北魏對主動前來歸附的南方民眾，採取積極的安置政策，太武帝曾下令"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在邊境地區僑置郡縣，使其從事農業生產，集中進行管理。

而在戰爭中被俘虜的南方人，根據當時的情況，有的會被安置在京畿周圍地區，專門設立郡縣來管理；而有的則會被當作"生口"賞賜給大臣和貴族；也有一些人會變為奴隸，從事放牧等生產活動。

三、總結

綜上所述，宋魏對峙時期流亡到北魏的南方人中，以宗族成員最受重用，其次是士族和叛逃武將，普通民眾的境遇最差。雖然待遇不同，但北魏寬鬆的政治環境和對流亡人士的安置制度與方案，是遠遠超出東晉、劉宋等政權的。因此，南人在北魏的漢化改革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北魏的發展進程。